5月6日，石家庄燕春饭店。“信浓川和解报告会”横幅下，66人再度聚首。他们替父亲或爷爷而来。二战期间，中国被掳往日本西松公司信浓川事业所的183名中国劳工中，目前能够找到且健在的，仅为3人
4月26日，签署了信浓川和解协议后，中国二战被掳劳工家属手持标语在日本国会前游行，敦促日本政府全面解决二战劳工问题。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 邓建国供图
信浓川和解：搬走仇恨的岩石
5月6日，石家庄燕春饭店。“信浓川和解报告会”横幅下，66人再度聚首。他们替父亲或爷爷而来。二战期间，中国被掳往日本西松公司信浓川事业所的183名中国劳工中，目前能够找到且健在的，仅为3人。
5月8日，信浓川和平基金设立。启动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二战劳工民间索赔，在第16个年头，终于迎来了第三个和解协议。与此前达成的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相比，信浓川和解获得了“最接近劳工意愿”、“参与和解人数最多”，“客观上有一定进步”的评价。
中国法律援助团团长邓建国说，经过许多人持续多年的努力，这一刻，中国被掳劳工心头岩石一般的仇恨，正一点点地搬走。
迟到66年的谢罪
劳工登记表上，石桂旺的爷爷史明金，编号18；张造领的父亲张小更，编号172；安增禄的父亲安四尼，编号113。
前者是一位八路军战士，后两者是抗战组织的地下交通员。1942年，战斗中受伤的史明金被日本宪兵队抓获；1944年3月和6月，在河北省无极县和灵寿县，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张小更、安四尼先后被抓。在当地的木笼子里示众了50多天后，他们被投入了南大营。
南大营位于石家庄郊区，是日本军队关押重要战俘的集中营。当时民间对南大营有“人进去鬼出来”的传说。史明金等人活着走出了南大营，但被押往塘沽，而后乘船抵达日本下关。
1944年，为了弥补因战争造成的国内劳力不足，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强掳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占领区各国被俘军人、普通民众，运往日本的35个企业的135个工地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安四尼等3人被转运到了日本新潟的西松建设公司信浓川水电站。“(他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每顿饭一个菜团子。动作慢的，不顺眼的，都要被打。没有一天不挨打，也没有一个人不挨打。有一天，一连打断了10多根木棍。”石桂旺说。
日本外务省《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记载，1944至1945年间，和上述三位老人一样被强掳到日本本土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有38935人。其中，西松建设公司信浓川水电站内183人。因为残酷的奴役，其中的6830人死亡。二战胜利后，幸存下来的人们未获分文工资，被送回中国。
2010年4月26日，日本东京简易法庭。在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联谊会、二战劳工中国法律援助团、日本友好人权律师的三方共同促成下，信浓川和解协议签署。
5月6日，时隔66年之后，试图为当年强掳劳工事件画上句号的信浓川和解报告会在石家庄燕春宾馆举行，到会的66名信浓川劳工家属写下了“同意和解”的签字。
签字的人大多数已头发斑白。和石桂旺、张造领、安增禄等人一样，他们也是当年被掳劳工的儿子或孙子。
“66年了，大部分兄弟都走了。就剩我们这几个老头了。”下电梯时，到会的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有些伤感。他是会场中屈指可数的几位被掳劳工之一，已90多岁。
受到质疑的和解
并不是所有的劳工都认可信浓川和解协议。律师康健代理的7名信浓川劳工及其遗属，拒绝参加此次和解。
4月27日，康健律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西松公司此举有绕开诉讼案件的原告，并强行绑架这些原告进入和解程序之嫌；同时，赔偿金额太低，和解协议中使用的偿金等词语，有救济等屈辱含义。此前，康健律师曾代理5名信浓川劳工及其遗属在日本提起诉讼。
类似的分歧已有多次。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劳工开始对日索赔算起，迄今为止已达成的三个和解协议，均饱受争议。
2000年，花冈和解达成。迄今为止，有许多人拒绝接受该协议。2009年12月，经过长达9年的僵持，安野和解达成。和解之后的报告会上，白发苍苍的李良杰与签订协议的邵义诚老人反目。李良杰历数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的不满时，邵义诚站了起来：“你们有本事也去搞一个啊！”李良杰大怒：“你们是叛徒！” 此后，这两位饱受岁月磨难、同为劳工的耄耋老人再无联系。
索赔，在这些饱受磨难的人眼中，是民族大义，不是乞讨。索赔团体内部的指责，则更加敏感。
5月6日的会场上，康健的反对声音被屡次提起。中国法律援助团团长邓建国，日本律师高桥融、犀川治，签字的张造领等人一再解释和解的具体含义。
邓建国说：“信浓川和解搭建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同意该方案，可以加入。实在不想参加，本和解并不对其生效。此外，偿金在日语词典中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赔偿的意思。综合上下文来看，这笔钱明显是赔偿金的性质。与之前单纯给钱、拒绝认罪的花冈和解、安野和解，有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邓建国认为，信浓川和解亦有遗憾之处，条文中没有删除劳工不愿承认的“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条文”，感情上很难接受；日本援助律师高桥融则认为，目前的和解方式与和解金额离最初构想的“给受害者平均每人2万美金以上赔偿”，也有一段距离。
“问题在于，和解，本身就是双方的互相让步。在最接近劳工‘认罪、谢罪、赔偿’愿望的前提下，在老人们一天天减少，在日本政府不做正面回应，在10多年努力一次次回到原点时，在失败的诉讼中积攒了新的仇恨的情况下，这个僵局怎么打破？”邓建国说。
两种语境的谈判
详究条文，信浓川和解与花冈和解相比，确有重大进展；与安野和解相比，则有一定突破。
花冈和解中，鹿岛建设公司认为，他们只是拿出法院建议的5亿日元，建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而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邓建国说，信浓川和解，承认加害事实及责任，并在此前提下明确谢罪。与安野和解相比，将此前的“补偿”等词语，换成了日文中“谢罪意义相对更重”、更为中国劳工所接受的“偿金”等词语，基金也首次交给了中国基金来管理，赔偿金额在实际上提高了一倍；此外，还通过确认书形式，搁置了双方的争议，并限定了和解的适用范围。
简单但意义重大的文字变化背后，是10余年一点一点的努力。
1993年起，中国劳工就开始与正在建设香港机场的西松建设公司交涉。2007年4月27日，在二审胜诉的情况下，日本最高法院翻盘，判决中国劳工败诉。此后，僵局始终难以打破。2009年3月，日本媒体曝光，为收集工程竞标情报，西松建设公司一直行贿日本产业大臣和多名政客。西松公司原6名核心领导中的5人随即下台。为挽回企业声誉，西松方建设的新领导班子找到为中国劳工出庭作证的日本大学教授，释放出了愿意和解的意愿。
二战中，日本本土共有35个企业的135个事业所使用了中国劳工。至截稿为止，西松建设是唯一一家明确表示愿意解决劳工问题的日本企业。
2007年，就在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劳工诉讼的同时，德国“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完成了向纳粹强征劳工提供赔偿金的历史使命，正式关闭。该基金设立于2000年，由德国政府和约6000家企业各出资25.8亿欧元，共向98个国家和地区的166.5万纳粹强征劳工支付了总额44亿欧元的赔偿。分摊到每名劳工身上，钱并不多。但正如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所言，赔款只是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受害者的苦难得到了“公开承认”。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所属：社会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