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与实害犯有什么关系关系

也就是说，**石化的污染根本不是“偷偷地排”，而是明目张胆地排，不必遵守国家的法律，也不必理会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更不把周边居民的健康当回事。针对在厦门生产PX的问题，赵*芬院士认为“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联苯厂存在特别重大的安全性隐患，是不能靠近城市的，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

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从该条文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中，是以污染或破坏环境行为实际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或造成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实际损害的结果作为成立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也就是说，我国关于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只规定了实害犯，而对危险犯——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危险犯——均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罚制裁。其次，我国刑法学界普遍都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2]，可是，如前文所述，福建省环保局曾责令**石化尽快组织力量开展整改工作，而**石化却置若罔闻，其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结果显然是明知的。第三，本罪的刑事责任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们知道，凡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其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而我们的刑罚却又是极其轻微的。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与实害犯之争

(一)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关系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3]而实害犯则是指行为已对受保护的法益造成了实际危害的犯罪。[4]危险犯之所以不以实害的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所侵犯的往往是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一时遭受实际的侵害，一般会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而有必要将危险结果设定为侵犯这类社会关系的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以实现刑法对重大法益的充分、有效的保护。我们看到，在我国刑法中，危险犯被主要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如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等。仔细研究这些罪名，我们发现，它们所指向的法益都具有不明确性，行为人对此既无法预料也无法加以具体控制。而且，法益遭受侵犯的范围可能处于随时扩大的状态。如假药究竟会对多少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事前是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坐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后刑法才予以介入，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这就为立法者将堵截犯罪的防线向前推进从而创设独立的危险构成要件提供了一定的根据。[5]由于危险犯的行为具有引起实害结果的高度危险性，因此，实害犯相对应的应为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即行为人故意地实施具有内在地发生重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基本犯罪行为，至少过失地引起了重结果的发生。[6]

(二)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实害犯的规定不利于环境保护，且对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来说，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以**石化为例，PX装置的主要原料及产品均为对人体有害的污染物质，其中苯为对人类具有致癌作用。同时，与各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做对比，翔鹭的规模是最大的，与市区的距离却是最小的，如果发生爆炸或者泄漏就可以毁灭整个城市，污染整个闽南地区。此外，厦门周边海域有大量珍稀海洋生物，如**白海豚、文昌鱼等。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在没有建大型化工项目的情况下数量尚且日渐稀少，如果大型化工企业再往海里排污，将会给这些宝贵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如果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权益造成严重威胁，使其处于危险状态，而未加以犯罪化，只是消极地等待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造成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系统重大损失时，才依保护生命或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的传统刑法条款或有限的保护环境权益的条款定罪量刑，充其量只是亡羊补牢，悔之晚矣。

(三)实害犯的规定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提前介入

《厦门市重点区域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简本一出，许多民众不理解，我们的司法机关为什么不启动司法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一家失去基本诚信的违法企业，为何无须承当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和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1)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2)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3)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然而，现实情况是，环境污染是一个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污染常常是透过广大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经过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以后，才逐渐形成或扩大的。其所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并不会因侵害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生态环境中持续作用一段时间。倘若严守传统犯罪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势必因证明的困难而将部分生态犯罪漏出法网。况且有相当一部分生态犯罪侵害的是全人类，并无具体被害人。[7]而确定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关健问题，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司法机关当然也就无法启动司法程序。

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因此，预防和保障功能是刑法的基本功能，通过刑法的威慑和惩戒可以促使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危险结果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责任感，降低发案率。因此，在立法上增加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指引作用，使违法者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后果，使司法机关能有效地行使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从而使得人们更为谨慎地对待自然生态环境。

(四)我国刑法处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设计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不乏对危险犯处罚的条款，许多罪的犯罪构成都不要求有实害结果。如第116条投放危险物质罪、第330条妨碍传染病防治罪等等。这些危害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权益所处的危险状态，并不一定比某些危害环境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环境权益所处的危险状态更加“危险”，其社会危害性，也并不一定比某些危害环境行为所足以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因此，在现行刑法中增设惩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条款，是对现行刑法的发展与完善。同时，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各国的环境问题有程度上、形式上、时间上的差异，但在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发展过程及治理和预防方法上却有着极大的相通性。在惩治环境犯罪问题上也一样。因此，适当地借鉴国外有关处罚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也是必要的。从世界各国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上看，实害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环境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如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只要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足以对人的健康和财产造成危害，就可以构成犯罪。

由此，笔者建议，以后在修改刑法时，增设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即只要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放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足以给公私财产或者公众生命、身体带来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构成犯罪。如果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即实害犯，则加重处罚。